
1919年,鲁迅花了3500大洋,在北京八道湾胡同买下一个四合院,共有32间房,面积超过500平米。为了凑够房款,鲁迅卖了绍兴的祖宅,又向银行贷款了500大洋。他把全家人都接过来,四年后,他却被二弟媳赶出家门。
走进这套三进的大四合院,格局清晰却透着微妙的位阶。鲁迅把阳光最足、位置最好的中院正房留给了母亲和原配朱安;二弟周作人一家住在后院西厢,三弟周建人一家住东厢。而他自己,则蜷缩在最前院的南屋。在这个家里,鲁迅不仅是精神上的支柱,更是最勤恳的“提款机”。
当时的鲁迅,在教育部担任佥事,月薪300大洋,再加上兼课的稿费,月收入在400大洋左右。在那个拉洋车一个月才挣3块钱的年代,这绝对是金领收入。可即便如此,鲁迅的钱包却始终像个漏风的口袋,存不住半分余钱。
原因无他,只因这个家的“总管”是二弟媳——日本人羽太信子。
羽太信子原本是周家兄弟在日本留学时的佣人,后来嫁给了周作人。鲁迅出于对弟弟的疼爱,不仅接纳了她,还把家政大权全权交托。可谁曾想,这位“管家”的胃口大得惊人。
在八道湾的日常里,羽太信子追求的是极致的日式奢华。她要求厨师每天必须准备新鲜的河豚,餐桌上得有昂贵的进口罐头;家里雇佣了足足六个仆人,从厨师、车夫到专门负责打扫的佣人,一应俱全。更离谱的是,她还把远在日本的亲戚接来同住,吃穿用度全部挂在周家的账上。
当时的账单记录令人心惊:周家一个月的开销竟然高达600多大洋!这意味着,即便鲁迅和周作人两人拼命赚钱,也堪堪只够填补这个窟窿。
每当鲁迅为了节省几块钱,穿着打补丁的青衫、就着咸菜喝粥时,后院的羽太信子正指使着仆人更换新的进口暖炉,留声机里转动着昂贵的黑胶唱片。
鲁迅曾婉言相劝,希望生活能稍微克制一些,却换来了羽太信子的歇斯底里。她哭闹着、咒骂着,甚至在周作人面前搬弄是非。
而那个才华横溢却性格软弱的二弟周作人,在妻子的枕边风下,渐渐对大哥生出了嫌隙。
矛盾在1923年7月的一个午后彻底爆发。
那一天,周作人冷着脸,推开了鲁迅南屋的房门。他没有像往常那样尊称一声“大哥”,而是递过了一封冷冰冰的信。信上写着:“鲁迅先生,以后请不要再到后边院子里来。”
短短一句话,字字如钢针。鲁迅震惊地抬起头,想要问个究竟。可周作人根本不给解释的机会,两人在后院的穿廊下爆发了激烈的争吵。
那是鲁迅一生中最狼狈的时刻,羽太信子在旁尖声指控鲁迅“偷窥她洗澡”,这种近乎荒谬且恶毒的污蔑,让视名誉如生命的鲁迅气得浑身发颤。
混乱中,周作人竟抓起桌上的铜质砚台,狠狠地朝大哥砸了过去。重重的砚台擦过耳际,摔在地上墨汁四溅,那一刻,断掉的不只是兄弟情分,更是鲁迅对这个“家”最后的幻想。
在那之后的十多天里,鲁迅整个人像被抽走了灵魂。他开始疯狂地寻找住处,哪怕是阴暗潮湿的小巷也顾不上了。8月2日,大雨滂沱。鲁迅带着朱安,雇了几辆平板车,拉着他那几箱视若生命的藏书,孤独地搬离了八道湾。
临走前,他最后一次回头看了看前院的那株枣树。那是他亲手栽下的,如今枝繁叶茂,却再也遮不住家门里的风霜。
搬入砖塔胡同的鲁迅,大病了一场。他在日记里写道:“购宅本为家族团聚,今反成他人享乐之窟。”这种被至亲背叛、被扫地出门的屈辱,伴随了他此后的一生。
即便后来鲁迅成了文坛巨匠,即便他的文字如匕首般锋利,但在内心深处,八道湾那个破碎的梦始终是一道无法愈合的伤口。周作人在此后的几十年里,独占了那套由大哥出资购买的豪宅,甚至在鲁迅去世时,也未曾露面。
信息来源:《鲁迅日记》卷14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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