1919年，鲁迅花了3500大洋，在北京八道湾胡同买下一个四合院，共有32间房，面积超过500平米。为了凑够房款，鲁迅卖了绍兴的祖宅，又向银行贷款了500大洋。他把全家人都接过来，四年后，他却被二弟媳赶出家门。
走进这套三进的大四合院，格局清晰却透着微妙的位阶。鲁迅把阳光最足、位置最好的中院正房留给了母亲和原配朱安；二弟周作人一家住在后院西厢，三弟周建人一家住东厢。而他自己，则蜷缩在最前院的南屋。在这个家里，鲁迅不仅是精神上的支柱，更是最勤恳的“提款机”。
当时的鲁迅，在教育部担任佥事，月薪300大洋，再加上兼课的稿费，月收入在400大洋左右。在那个拉洋车一个月才挣3块钱的年代，这绝对是金领收入。可即便如此，鲁迅的钱包却始终像个漏风的口袋，存不住半分余钱。
原因无他，只因这个家的“总管”是二弟媳——日本人羽太信子。
羽太信子原本是周家兄弟在日本留学时的佣人，后来嫁给了周作人。鲁迅出于对弟弟的疼爱，不仅接纳了她，还把家政大权全权交托。可谁曾想，这位“管家”的胃口大得惊人。
在八道湾的日常里，羽太信子追求的是极致的日式奢华。她要求厨师每天必须准备新鲜的河豚，餐桌上得有昂贵的进口罐头；家里雇佣了足足六个仆人，从厨师、车夫到专门负责打扫的佣人，一应俱全。更离谱的是，她还把远在日本的亲戚接来同住，吃穿用度全部挂在周家的账上。
当时的账单记录令人心惊：周家一个月的开销竟然高达600多大洋！这意味着，即便鲁迅和周作人两人拼命赚钱，也堪堪只够填补这个窟窿。
每当鲁迅为了节省几块钱，穿着打补丁的青衫、就着咸菜喝粥时，后院的羽太信子正指使着仆人更换新的进口暖炉，留声机里转动着昂贵的黑胶唱片。
鲁迅曾婉言相劝，希望生活能稍微克制一些，却换来了羽太信子的歇斯底里。她哭闹着、咒骂着，甚至在周作人面前搬弄是非。
而那个才华横溢却性格软弱的二弟周作人，在妻子的枕边风下，渐渐对大哥生出了嫌隙。
矛盾在1923年7月的一个午后彻底爆发。
那一天，周作人冷着脸，推开了鲁迅南屋的房门。他没有像往常那样尊称一声“大哥”，而是递过了一封冷冰冰的信。信上写着：“鲁迅先生，以后请不要再到后边院子里来。”
短短一句话，字字如钢针。鲁迅震惊地抬起头，想要问个究竟。可周作人根本不给解释的机会，两人在后院的穿廊下爆发了激烈的争吵。
那是鲁迅一生中最狼狈的时刻，羽太信子在旁尖声指控鲁迅“偷窥她洗澡”，这种近乎荒谬且恶毒的污蔑，让视名誉如生命的鲁迅气得浑身发颤。
混乱中，周作人竟抓起桌上的铜质砚台，狠狠地朝大哥砸了过去。重重的砚台擦过耳际，摔在地上墨汁四溅，那一刻，断掉的不只是兄弟情分，更是鲁迅对这个“家”最后的幻想。
在那之后的十多天里，鲁迅整个人像被抽走了灵魂。他开始疯狂地寻找住处，哪怕是阴暗潮湿的小巷也顾不上了。8月2日，大雨滂沱。鲁迅带着朱安，雇了几辆平板车，拉着他那几箱视若生命的藏书，孤独地搬离了八道湾。
临走前，他最后一次回头看了看前院的那株枣树。那是他亲手栽下的，如今枝繁叶茂，却再也遮不住家门里的风霜。
搬入砖塔胡同的鲁迅，大病了一场。他在日记里写道：“购宅本为家族团聚，今反成他人享乐之窟。”这种被至亲背叛、被扫地出门的屈辱，伴随了他此后的一生。
即便后来鲁迅成了文坛巨匠，即便他的文字如匕首般锋利，但在内心深处，八道湾那个破碎的梦始终是一道无法愈合的伤口。周作人在此后的几十年里，独占了那套由大哥出资购买的豪宅，甚至在鲁迅去世时，也未曾露面。
信息来源：《鲁迅日记》卷14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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